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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生命活成了一首“雪野詩”

子嫣 發布時間:2018-10-23 09:13:00來源: 西藏日報


吳雨初近照。

吳雨初,江西都昌人。1976年畢業于江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分配到西藏,先后在鄉、縣、地區、自治區工作。1984年起任西藏那曲地區文化局副局長、局長,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1992年起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主任、副巡視員,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2002年起任北京出版社社長、北京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版協副主席。2011年起再度進藏,任北京援藏指揮部副總指揮。2014年任西藏牦牛博物館館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理事、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展咨詢委員會委員。著有《藏北十二年》《最牦牛》《形色藏人》等。

“雪野詩”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西藏文學界興起的一個詩歌流派。大概與西藏小說創作的旺盛景象基本同步(或者稍微晚兩年),在《西藏文學》集中涌現了一批優秀詩作,該類作品視野開闊、氣勢磅礴、富有激情,將西藏的自然山水和天地大愛,用充滿人文情懷的優美詩句抒寫出來,對一個時期的詩歌寫作形成了頗為積極的影響,那些詩作至今讀來仍讓人心潮澎湃。業內人士將這一時期的這類詩歌命名為“雪野詩”。當其時,年輕的吳雨初先生,就是“雪野詩”流派的中堅力量之一。雖然他同時期也創作過小說,但若梳理回憶他的文學生涯,還是以詩歌為切入點似乎更契合。

子嫣:吳老師,您好!依照訪談慣例,我們依然要先請您回顧一下您的文學生涯。請問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您發表的首個作品是什么?最早觸發您進行文學創作的動力因素有哪些?

吳雨初:對于那個年代的青年而言,個人的寫作變成鉛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是大學時代的一篇讀書筆記,發表在一個圖書館通訊上,具體內容記不得了。進入西藏后,寫過一些詩歌,發表在《西藏日報》和《西藏文學》上。文學,特別是詩歌,是很多年輕人的夢(或者說是一種“病”)。由于時代的局限和個人閱歷思想水平等所囿,最初的創作談不上什么藝術性審美性,應景性的抒發情緒而已。

子嫣:《西藏文學》1982年第一期刊發了您的詩歌《野馬進行曲》:“我是帶電的飛騰的精靈/我的歌,是噴著驚雷的嘶鳴/……我野烈!我雄奇/……我奔馳在前無涯際的荒原/激越的蹄點/敲碎洪荒的靜寂/敲碎曠古的沉悶……世界因為我們的形象/而歡騰跳躍/地球因為我們的力量/正加速運行……”時隔三十多年,現在來品讀這些鏗鏘詩句,仍然被其中新穎、俊奇的意象和大氣磅礴的意境所觸動,并能真切感受到字里行間涌動的澎湃激情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而不自覺被感染。這大概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興盛一時的“雪野詩”的代表作吧。請問您現在對這些詩歌作品怎么看?您認為好的詩歌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點或者素質?請您結合自己的作品,談談您對當下的詩歌寫作的看法。

吳雨初:“雪野詩”應該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我自己真正以文學的方式認識和表現西藏的開始。我寫過《馱運路》等詩作,我認為觸及了真正的西藏高原。當下的詩歌非常個性化,這是我們當年沒有達到的,但我們更多地關注社會和時代,書寫時代背景下震撼自己心靈的東西,大概也因此,而使“雪野詩”得到了當時業內外的廣泛關注和認可。

子嫣:您的個人簡介里,包括百度上您的名字“吳雨初”詞條下面,都沒有提到曾經的作家這一身份。而事實上,您在青年時代的文學創作成績,已為您在當時的西藏文學界奠定了一定的位置,文學在您的生活中當然也占據了相當的分量。請問這是有意地忽略,抑或被其他更重要的信息遮蔽了?您認為文學和文學創作在您的精神生命成長中發揮過什么樣的作用?

吳雨初:其時我在藏北工作。當時的藏北文學氛圍很濃,一度成為西藏文學的一個基地,成為西藏作家們的一個聚集地,我在其中發揮了一些組織和服務作用。很多作家后來都會把藏北作為自己的重要的文學記憶和生命場域之一。

人生當中會有很多的機緣,我沒能成為優秀的職業作家,這當然很遺憾,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原因,因為很多非文學因素占據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然而文學所給予我的,不僅僅是作品,更多的是一種對家國人生、社會、生命、自然世界等世間萬事萬物的認識方法、一種思維的訓練。

子嫣:從您的履歷來看,文學創作于您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兩大塊,分別是1976年—1991年期間和2014年至今。而于時間段上明確劃分的同時,您的創作內容和風格也隨之發生了鮮明變化,即由抒情味很濃的詩歌和寓意隱含的小說,變成了質樸、真切的紀實文學作品。請問,是什么原因促使這些變化發生的?您認為一個人的寫作風格與他的年齡和閱歷有關嗎?

吳雨初:當然有很大關系。現在看起來,我年輕時的一些虛構作品,似乎都是一種文學準備,是為我后來的非虛構作品所作的準備。我六十歲以后寫的三本非虛構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此前創作虛構作品時的基本功,在文字訓練、敘述方式、結構建造、意境形成,特別是思想理念方面(包括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都是如此。

子嫣:從以上信息可知,您青年時期的大量創作,是您在西藏那曲工作生活期間完成的。間隔二十年后,您再一次啟動創作,又是在您重返西藏創建牦牛博物館時開始的,三年連續寫作出版了三本書。我想這不會是巧合現象。請問,西藏和您的文學創作有什么必然聯系嗎?請您談談,作家的生活環境對他的文學創作會有怎樣的影響?

吳雨初:西藏幾乎是我文學創作的全部源泉,除西藏之外,我很少有其他題材的文學創作,除了一些舊體詩賦之外。我曾經把出版業分為四個層次:謀生、做事、審美、求道,于我個人而言,基本上屬于審美和求道的范疇。盡管我沒有寫出夠得上高原海拔的作品,但我人生的多數時間,卻一直是在高原上,在這里審美、求道,或者,什么也沒有做,只是看看高原的浮云,所以,我有一句稱得上網絡名言的話:“雖然知道神馬都是浮云,還是鐘情于高原的浮云。”

子嫣:我注意到,您新近創作的作品中,抒寫表達的人事情境大多是二三十年前所經歷或看到的,比如《藏北十二年》里的一個個小故事小場景,《形色藏人》里的五十個普通的人物。您用非常樸實簡潔的文字,來書寫刻畫平凡的人物故事和生活場景,讀來卻讓人感覺非常接地氣,內里氤氳著溫暖平實的情愫與溫和穩定的力量。我認為這是一種更高水準的寫作方式,它必須建立在一定的文學自信上,才能完成這種淡定從容的書寫。請問吳老師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在您看來,虛構和真實是怎樣的關系?

吳雨初:謝謝你的評價。2006年,我在北京出版集團工作時曾經有一次演講,主題就是《真實與虛構》,那篇演講很長,不在此贅述,最后是這樣說的:“也許由于我本人曾經長期在西藏生活過的緣故,在談論真實與虛構的主題時,不由得想起佛教中最常用到的兩個詞:慈悲和智慧。慈悲往往是對于現實的苦難的關照,智慧則幫助我們在不斷超越的虛構中享受快樂,這對于我們理解真實與虛構的哲學意義,或許是有某種幫助的。”因此,無論我作為讀書人,還是作為出版商,用良知訴寫和探尋真實,以智慧創造和理解虛構,都是我所渴望的。

真實與虛構是文學的不同方式,它們之間并不是矛盾的。有時候,真實比虛構更離奇。《形色藏人》的一些篇章,有的人看了說,這不是小說嗎?其實完全是真人真事。我在《人生中國》叢書的策劃人語里表達過這樣一個意思:我們崇尚真實,真實往往比虛構更離奇更有力;我們關注平民,平民往往比明星更真實更親切。

子嫣:文學即人學。文學承擔著記錄、傳播和傳承人類思想情感乃至世界的歷史、文化等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是為廣大民眾服務的。在您的《形色藏人》后記中有一段話:“……在我看來,西藏的雪山草原是億萬年形成的,西藏的古建大寺是千百年形成的,要了解今天的西藏,當然要看今天的城市和鄉村、路橋和電網,但最重要的是生活在當代西藏的人,是他們的身世和經歷、故事和命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您把對客觀現實社會和文化的核心關注點放在普通人身上了。由此也間接反映出了您的文學觀。您認為文學作品應該傳承和弘揚什么?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具備什么樣的標準?

吳雨初:我羨慕很多作家的虛構作品,那其中展示出他們非凡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我自己則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非虛構作品上,事實上,我更愿意從我的作品中既看到文學的力量,同時也能感受到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魅力。也正因為每個作家的關注點和著力點不同,文學才彰顯出其豐富多樣性。

子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您在藏北偏僻艱苦的環境中工作生活了十多年時間,多少有些命運的安排;接下來,您在首都以一名行政領導、集團出版人的身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到了2011年,您再返回西藏籌建牦牛博物館,大概就是自主選擇的了。而之后再開始創作時,您的身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由一名單純的文學青年,蛻變成一位具有相當的學識修養、思想境界和胸襟氣度的文化學者。此時再來回望曾經的艱辛歲月,不僅沒有絲毫不堪回首的怨尤,反而更加熱愛西藏的一切,您穿藏裝、學藏文、說藏話、和藏族人交朋友、書寫藏人藏地,等等,都可以看出您對西藏文化的真摯熱愛和尊重。在我看來,不論您距離西藏遠近,職務職業上有什么起伏變化,抑或有沒有進行文學創作,您的內心或者說精神世界從來沒有遠離過文學,您始終是用文學的赤子情懷觀照人生、關照生活的,用文學人的使命感和擔當精神來經營文化事業,從而回報您所熱愛的藏人和藏文化。不知道吳老師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您認為文學之于生活、之于生命、之于人類社會有什么價值意義?

吳雨初:完全同意。文學是我們人類認識自己的方式之一。愛因斯坦和霍金都說過類似的話——人類在宇宙間的存在本身是一個奇跡,更為不可思議的是,人類居然能夠試圖理解自己!文學是證明我們存在、表達人類自我理解的一種方式,是不可替代的。

子嫣:據了解,您在北京工作的二十年間幾乎沒有進行文學創作,但四五年前,您應約完成的小說《拉亞?卡娃》仍然出手不凡,藝術手法相當精到,雖未常磨,然而寶刀不老,足見文學修養功夫之深。請問在您迄今為止所完成的文學作品中,您自己最滿意的是哪些?為什么?

吳雨初:這個沒法回答,因為沒有。從虛構的角度,可能《拉亞?卡娃》值得一讀,從非虛構的角度,《形色藏人》或許有些價值吧。

子嫣:吳老師不僅是一位資深作家,據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您還曾擔任過幾個月《西藏文學》的編輯;工作調至北京后,又擔任多年的出版集團董事長一職。請您結合自己的經驗談一談,文學刊物和寫作者的關系,以啟迪昭示后來者。您也可以說說您和《西藏文學》雜志的淵源,以及對這個刊物今后發展的建議和意見。

吳雨初: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藏北高原的一間土坯平房里,燃著牛糞火,就著蠟燭光,讀著新一期的文學期刊,熱淚涌流的情景。那些文學期刊當中,包括《西藏文學》。我在《西藏文學》工作時編輯過扎西達娃等青年作家的稿件,我為他們的才華而喜悅不已。

我覺得,一本文學期刊可以與最初的作者一起成長,但不能隨著他們一起衰老,我的意思是,文學期刊應該更多地關注青年作者,從而獲得永遠旺盛的生命力。

子嫣:謝謝您!您的建言我們會銘記于心。《西藏文學》開設“世紀之邀”欄目,回顧展示曾經在西藏文壇有過影響的優秀作家和作品,旨在承上啟下,憑借前輩的風采來喚醒和感召更多年輕人走入文學世界,享受文學對生命的滋養和光照。我們都希望文學永遠年輕,相信文學永遠不老。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支持我們的工作!

(責編: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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